顾随，周汝昌的老师。
《苏辛词说》，顾随讲授艺术的自家撰为文字的一种具有浓厚独创特色与重要的代表著作；《苏辛词说》是《稼轩词说》与《东坡词说》的合称，两部《词说》，本系姊妹为篇，同时相继，一气呵成，弥足珍贵。
1940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三个年头。这年的秋天，深感家园沦亡之大痛的青年学子周汝昌，考取了燕京大学这所不挂日本太阳旗，以“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武陵源”。凭借优秀的入学考试成绩，他免修了“大一”国文，而在上了两堂本专业英文课之后，教师M.Ridge也开出了免修的条子，要他去找系主任Mr.Shdic，安排直接选修“大二”课程。“大一”生是不能选修像诗词那样高级的课程，待升入“大二”后，周汝昌方得以选修顾随先生的唐宋词课。
顾随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旧在城西校中，一日上堂，取《永遇乐》“明月如霜”一首为学人拈举，敷衍发挥，听者动容。”这位“听者”不是别个，正是他的得意学生——周汝昌。
展开剩余82%日后，周汝昌回忆尔时座中情形，历历在耳目间，直呼“胸臆大开，倾倒不已”，受益终身：“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老师之声音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听顾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一种福缘，一种灵性升华，一种百感交集。”
然而，他得以坐在教室里倾听顾随讲课，却只有两三次机会，便被迫中断了——那是因为侵华日军在这年冬季，封闭解散了燕京大学。周汝昌被迫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天津咸水沽。
祖国沦陷，母校又被日寇封闭解散了，周汝昌精神痛苦已极，他冒昧给老师顾随写信，竟然得到回复。顾随寄给他一首《鹧鸪天》，其词曰：
不是消魂是断魂，漫流双泪说离分。更无巫峡堪行雨，始信萧郎是路人。情脉脉，忆真真，危阑几度凭残曛，可怜望断高城外，只有西山倚莫云。
周汝昌捧读之，喜极而泣，那时学子书生，其亡国之痛，切肤割心，救亡无力，倍感深惭；他既感动又悲伤，马上奉和一首：
曾把销魂作断魂，如今真个是离分。痛看巫峡辞行雨，不悔萧郎绝路人。缘已尽，梦犹真，登楼无计避斜曛，如何十二迴阑合，独倚西垂认旧云。
自此，周汝昌与顾随开始了鸿雁传书，他们以研文论艺相为濡沫，盖以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死，则吾中华民族岂得亡乎？他们既诗词唱和，又友情共勉。周汝昌常常把自己的习作寄给老师，老师也百忙之中抽空给予评点。
不想由此而引发并实现了顾随决意撰作《苏辛词说》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崭新力作。
1942年二月，顾随在给周汝昌的一封信中说：“大作清新有馀而沉着稍差，此半系天性半系工夫；宜取稼轩词研读之。不过辛集瑕瑜杂糅，切宜分别观之，不可不慎。”顾随除了肯定，还指出了缺点；他建议应该慎重地选读辛稼轩的词。周汝昌得到老师指点，内心欣喜，连忙给老师復函说，“分别取观固已，然初学又何以知若者为瑜，若者为瑕？”周汝昌希望老师能为自己推荐选定一些篇目。
没过几日，顾随回信说：“日来课事至忙，时时奔走风沙中，遂患鍼眼，不能多作字，《辛集》已选出廿首，本拟录目寄去，故遂不可能。”
那时，顾随身兼辅大、中大与女青年会的课，身心交疲。周汝昌深知老师体弱事繁不敢催促，只有耐心等待。孰料四月初八日，顾随即寄来选定的稼轩词最目录二纸，并告诉他将细为之说。周汝昌心花怒放，时时在期盼之中。
一晃进入1943年。到了六月，周汝昌忽接到顾随一信，中说：“暑雨蒸湿；《稼轩词说》终于脱稿。日来精神疲敝，眠食俱不能佳，惟此一业既已告竣，不独可以自慰，亦可以远慰我巽甫〔周汝昌别署巽甫、巽父〕也。所恨生性阔疏，行文说理，细处仍恐不能到。若得巽甫在此，时时加以拶迫，当更为精密。又字数三万左右，属稿时信手写去，蚓蛇糺纷，比来又加削改涂乙，殆不可辨认，自己下手謄真，既不可能，属之他人亦殊难得其选，使巽甫而在此也，亦必为我代劳，今则无可如何矣。三日来读东坡乐府，所得亦较胜前；亦颇思选十数首说说，而强弩之末，尚不能穿鲁缟，况属弱弓，宁有远力乎？是以又不能不暂行搁置。转瞬开课，更无暇晷，恐动笔须待来年耳。如何，如何！”
得知老师《稼轩词说》已经脱稿，周汝昌大喜！看到老师的“不独可以自慰，亦可以远慰我巽甫”时，竟泪眼模糊。他真恨不能插翅飞到老师身旁，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又得知老师欲再讲说东坡乐府，感觉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大好消息！
至七月廿八日，顾随致信又说：“日昨又选得东坡居士词十二首，拟说，亦写得一首矣；以身心交病，今日竟未能下笔，若搁置下去，恐又须明年见也。如何，如何！”
连接两信，见老师身体状态欠佳，周汝昌很是惦念。他一面庆幸老师的《说辛词》已经完成，一面又深恐《说苏词》会由此停顿耽搁下来。于是就给老师去信，重复慫恿撺掇老师说：“东坡词说，但得继续，便请勉力为之，明夏更知有此兴会否？”
没料到，八月初老师即来信说：“十日以来又说苏词，选得十首，又附四首；今日已说至第六首，字数逾六千矣。开课前或能完卷亦未可知。”并说：“《说苏》较《说辛》为细密，文笔亦似更有可观。”
最让周汝昌高兴的是，到八月中他接到老师在《说苏》脱稿当日给他写的一封信，写道是：“迄昨说苏已告毕，昨夕复细改一过，又恨不得与巽甫共论之。新生子女为父母者日日抚摩，不必以其俊美也。一笑。”周汝昌马上给老师回信致贺，并希冀早日捧读，与老师共襄盛事。
自此，周汝昌“望穿秋水”，日日苦等盼望。腊月廿七日，周汝昌终于取到《说辛》两卷，至而得以快读，其距1942年4月收到稼轩词最目录二纸，已经将满二年了。迟至1944年中秋，顾随《东坡词说》也归入周汝昌手中。
周汝昌日以继夜连续几天悉数录毕，装订成册，如同秘笈珍宝一般。他在《钞校后记》中还记录了这样的经过：自己所录本是根据莘园抄本，所以发现时有漏误，也有一些不够明白之处，就随见随抄，每读每记，写成“稼轩词说手抄本误字臆校”。他把这些疑问汇齐寄给老师求证，老师一一批还、改正，并且还有一些老师依从自己的意见改定处。顾随写有这样一则批：“驼庵自供：读书不熟，老而善忘，望文时信手写去，不復检校，致有此误。多谢巽父捉此败阙阕。”周汝昌自幸于此词说因缘更进一层，又愿乐欲读者知此情况，“他日或两本并行，尤不可致疑于斯本之妄改也。”
周汝昌是顾随写作《词说》之前后尝预闻首尾并且首先得见稿本的二三门弟子中的一个，又曾承顾随首肯，许他为《词说》撰一序言。可惜这篇序言姗姗来迟，顾随未及看到。
以故，特引序言之句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国文艺传统上，对作家作品的品评赏析，本亦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这又完全是中华民族的，而不应也不能是与西方的一模一样……
先生的讲说之法，绝不陈米糟糠，油盐酱醋，流水开账，以为“美备”；也绝不同于较短量长，有意翻案，以耸动世人耳目为能事；他只是指头一月，颊上三毫，将那最要害、最吃紧的关节脉络，予以提撕，加之钩勒，使作者与讲者的精神意度，识解胸襟，都一一呈现于目前，跃然于纸上，——一切都是活的。
《词说》正文，篇篇珠玉，精义名言，络绎奔会，给读者以极大的启迪与享受……即《词说》以窥先生之文学思想，艺术精神，可以勒为专著，咀其英华，漱其芳润，滋荣艺圃，霑溉文林，必有取之逢源，用之无匮之乐矣。（周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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